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
派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深度嵌入基层一线，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破解同级监督软、基层监督虚的关键制度设计。自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全面落地以来，各级纪委监委通过单独派驻与综合派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党政机关、国企、高校、医院等单位监督全覆盖，让“常驻不走的巡视组”扎根权力运行前沿，在纠治“四风”、防范廉政风险、严肃执纪问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长期履职实践中，一些派驻纪检干部也曾面临过对驻在部门业务不熟悉、人情羁绊等挑战。近日，记者深入地方市直机关、三甲医院、省直厅局及市属国企，对话多名派驻一线纪检工作者，深度还原派驻机构在日常监督中面临的挑战。
人情困局：熟人社会下的监督之难
“派驻监督不常接触大案要案，多是日常监督，而日常监督面对的很多是‘老面孔’，有的人会顾及一些抹不开的人情面子。”张军是某市纪委监委驻该市某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他说，“在日常监督中，我们要纠治工作纪律、规范公车使用、严控经费报销、提醒苗头性问题，对方一句‘都是为了工作’‘下不为例’，再加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面，很多时候监督推进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在传统熟人社会语境下，派驻纪检监察干部如果长期驻在一个单位，容易与驻在部门干部形成稳定的人际联结，监督执纪从“对事不对人”容易被监督对象理解为“对人又对事”。尤其是针对庸懒散拖、程序瑕疵、轻微违规等问题监督时，很容易被解读为“找茬”“挑刺”，甚至被贴上“不近人情”的标签。
比人情更现实的，是有的地方经费、考核等依附关系导致的监督底气不足，是独立性保障不足导致监督时“腰杆不硬”。余婧是某市纪委监委驻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她告诉记者，当前部分派驻机构来自上级纪委监委的经费不足，有些工作经费、后勤保障仍依托驻在单位；派驻干部的工资福利、年终绩效与驻在部门考核直接挂钩，年度考核测评也由纪委与驻在部门双重开展，被监督对象掌握着监督者的切身利益。
“说白了，我们的工资绩效一半在市纪委监委，一半还在驻在单位。”张军直言，曾有一次核查科室违规使用工会经费问题，刚启动初步核实，就有班子成员私下沟通：“都是单位内部事，别闹大影响考核。”一旦硬起手腕查处，不仅后续工作容易遭软抵制，个人测评、晋升发展也可能受影响，最终导致监督时“腰杆不硬、底气不足”，甚至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
这种困境在医院、国企等领域更为突出。某三甲医院纪检组组长告诉记者，医院是人情味儿极重的专业场所，医护人员朝夕相处、协同救治，彼此有着极强的团队认同感。“科室小额违规采购、加班补贴发放不规范、医保报销流程瑕疵，这些都是高频风险点，但查处时面对的都是并肩工作的同事，心理压力远超办案。”
“机关单位的派驻机构，同样面临人情困扰，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相对清晰。而在国企，组长大多同时担任公司纪委书记，既是监督者，也是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在人情之外，多了一层组织关系，要面对‘双重领导’现实。能否在国企内把监督开展得更好，公司‘一把手’的态度至关重要。”余婧这样告诉记者，“人情困局的本质，是派驻干部双重身份的现实：既是派出机关的‘代言人’，又是驻在单位的‘圈内人’；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维系工作协同。这种‘双重角色’，容易使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
业务门槛：专业壁垒中的监督之困
如果说人情羁绊带来的是心理纠结，那么有些驻在单位的业务专业性太强，对于派驻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却是硬性挑战。在金融、医疗、国企、科研等专业属性极强的领域，派驻纪检监察干部很容易陷入“外行监督内行”的窘境，日常监督可能沦为“参会背书”“程序走秀”。
王浩所在的派驻某厅纪检监察组属于综合派驻，要对几家看似相关却业务迥异的下属单位进行监督，内容涵盖项目审批、科研经费、专项资金管理等。“我是纪检监察‘科班’出身，对党纪党规烂熟于心，但刚来的时候对驻在单位的核心业务并不熟悉。”王浩坦言，那时他能做的日常监督只能停留在参加会议、列席党组会、查阅文件的表层，对审批流程、资金拨付、项目验收中的廉政风险点尚不明晰。
“最无奈的是列席‘三重一大’决策会议，班子成员讨论专业业务，我听得一头雾水。那一次的临场监督在我看来是没起到监督的作用。我后来一直在努力学习这些业务。”王浩的无奈，正是一些通用型干部应对专业领域监督的典型困境。当前派驻机构多采用通用型人员配置，法律、财经、审计、医疗、工程等专业人才不足，对行业性、专业性强的业务进行监督尚存难点。
这一问题在医疗行业也较为突出。李梅所在的三甲医院，药品耗材招标、医保基金使用、大型设备采购、诊疗收费等环节，均是廉政风险高发区。“刚来的要学习医疗流程、了解设备市场定价，才能有效监督耗材采购，分清价格是否虚高。”李梅表示，自己入职后花了近半年时间恶补医疗知识，才能勉强做好“程序监督”。
有些大型国企，业务链条更长，融入难度更大。刘伟被派驻在一家省属能源国企的二级公司，业务涉及工程建设、投融资、物资采购、薪酬分配等多个高风险环节，“我们组原本是有财务、审计、法律专业的干部，但被抽调走办案去了，剩下的人对财务报表、工程概算、合同条款等相对没有那么熟悉。”他坦言，部分派驻干部过于超脱于业务之外，既不参与业务推进，也不熟悉业务逻辑，会导致纪检监督与企业经营“两张皮”，“有劲使不上”，承担不起精准监督的功能。
更深层的问题是存在信息孤岛。驻在部门掌握着核心业务数据、决策信息、权力运行轨迹，而一些派驻干部不熟悉业务、缺乏沟通渠道，要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需要公司“一把手”给予强力支持。“否则就成了业务部门报什么我们看什么；他们隐瞒什么，我们不知道。”刘伟表示，这种信息不对称，让派驻监督陷入被动困境，使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流程、深层次监督存在阻碍。
派驻监督的要义在于“精准监督”，而专业壁垒难以打破容易使监督与驻在单位业务脱节，出现“两张皮”现象，原本的“近距离”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队伍短板：力量薄弱下的监督之乏
人情与业务的双重困境，背后有队伍建设短板与考核机制偏差的因素。部分受访干部反映，当前一些派驻机构存在“人少事多、专业匮乏、轮岗不畅、考核失衡”的问题，直接制约监督效能释放。
“拿我们市来说，委机关大量抽调派驻机构人员，有的派驻机构甚至只剩组长一人在岗，派驻监督力量虚化，这反映出对派驻工作重视不够。”余婧直言，当前一些派驻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大，本身力量就薄弱，还被持续抽调，进一步削弱了监督能力。“我所在的组属于综合派驻，监督任务重，一般没有被抽调，被抽调的多是监督任务相对没那么重的派驻组。”
余婧还告诉记者，有些派驻机构还存在上下沟通不畅、联动不足、纵向协同少的问题。“我们组情况较为特殊，属于省级垂管，但其他的组大部分工作仅针对本级，上下协作机制薄弱。”
还有受访干部坦言，派驻干部长期远离派出机关，存在归属感缺失的情况，似乎“回到纪委是客人，到了派驻单位是外人”。一方面，派驻干部与委局机关干部的交流、轮岗、晋升渠道未充分打通；另一方面，有些派驻机构的上级纪委监委多是“下任务、要材料”，业务指导、谈心关怀少，长期如此，干部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我在派驻岗位干了6年，身边同事要么熬年限等退休，要么想方设法调回机关，很多都不愿意长期扎根派驻一线。”王浩无奈地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上升通道，没有正向激励，慢慢就失去了干事的劲头。”
还有一些干部过于在意考核，没有沉下心做细日常监督。“比如考核的核心是办案数量、线索处置率，日常监督、廉政风险防控、咬耳扯袖等基础性工作，占比相对较小。”张军直言，如果派驻机构的纪检监察干部更倾向于多办大案、多出成绩，那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小事”就会被排在后面。
“不过，那些‘小事’并非无关紧要，完善采购制度、排查工程风险、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要下很大的功夫，如果考核能让这部分工作占比更重一点，或许能更好地激励我们。”刘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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