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两点论 曾勋

近年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呈现活跃态势。从技术赋能到机制变革，在确保秩序井然的同时放权赋能，实现精准服务，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有的地方，基层治理创新仍面临一些困境。

创新目标过高，配套流程乏力。某县民政局副局长谈到，省上同意在该县的村搞试点，但一涉及用地审批、特事特办，相关部门便开始不愿配合，导致这项创新陷入僵局，最后草草收场。

“伪创新”大行其道，加重基层负担。比如，将常规工作包装成“互联网+”“智慧化”的新概念；盲目上马各种高成本的数字平台、App、大屏指挥中心，追求硬件“高大上”和功能“大而全”。但平台之间数据不通、业务不融，基层干部需要多头录入数据，反而增加了负担；有的平台还被长期搁置，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中央纪委曾披露，广东省某地发展改革局副局长负责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工作，为急于完成任务，其明知平台不符合验收条件、无法实现预期功能，仍组织验收。该平台形同虚设，没有产生预期效益，造成资金浪费，加重基层负担。最终，该平台被关闭，该副局长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不专注创新，却执着于“造词式创新”。有的地方热衷于创造“1234工作法”等看似高深实则空洞的新名词、新提法；有的是“复制式创新”，不顾本地实际，盲目照搬外地所谓的“先进经验”，打造水土不服的“盆景”试点。

容错纠错与激励机制不健全，使想创新者畏首畏尾。一名市纪委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层层传导的问责压力下，部分干部会进行一种本能的“风险—收益”计算，多做事就多出错，出错就可能被问责，而不做事反而看似“稳妥”。那么，选择“少干事、不惹事”就成了看似最“理性”的避险策略。要让基层治理创新回归本真，从“为创新而创新”转向“为解决问题而创新”，除了让容错纠错机制真正转起来，还要推动资源、权力与责任同步下沉。

归根到底，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应是“领导注意”和“考核加分”，而是在正确的政绩观下，更好更快地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问题，为群众带来可感可知的方便与利益；创新的压力也不该完全压在基层，基层承载最少权力与资源，却担负着较重的“创新”绩效期待，如此压力失衡，不仅会扼杀真正创新的活力，更会给基层治理的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创新，需要各个层级在顶层设计、资源保障、协同支持与风险缓冲等环节各行其是，只有这样，基层才能心无旁骛地从事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的创造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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