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竞赛的加速,消费者、监管机构和开发商必须要求透明度、问责制,并注重真正的创新而非短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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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前沿科技与法律伦理的交汇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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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於兴中
责任编辑丨尹丽
OpenAI最近有点急了。因为它在AI竞赛中被认为“创新能力不够”,于是它便向美国政府寻求更多的支持,包括提出损人且并不见得利己的要求。比如,要求禁止DeepSeek应用程序。
然而,人工智能竞赛是全球性的,是国家、企业巨头或研究机构之间为开发和部署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而展开的全球竞争。这场竞赛的驱动力是追求经济、技术和战略优势,人工智能被视为医疗、金融、国防和交通等行业的变革力量。包括谷歌、Meta、OpenAI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领先企业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以主导这一领域。
这场竞赛牵扯到经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一个很重要的看点是,竞赛和营利密不可分。就一些人工智能企业而言,它们的竞赛所依赖、惯用的方法乃是一种新型的赚钱模式,即后真相时代的营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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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是在21世纪,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等政治动荡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牛津英语词典》甚至宣布“后真相”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将其定义为,“在后真相状态下,客观事实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力远不如对情感和个人信仰的诉求”。也就是说,事情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讲故事及对过程和程序的重视。
然而,后真相时代却是滋生错误信息、误导认知的时代。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提供并扩散了某些个人观点、偏见和情感叙述,但并不对事实进行核实。这种环境为人为操控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并不注重客观正确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是被人操控的。结果是,真相变得可塑,那些善于利用情绪和偏见的人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文化转变影响到政治以外的行业,包括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个充满情感诉求和对专业知识不信任的时代,人工智能竞赛已成为一种竞争性的、往往以利润为导向的努力,其动力来自并非总是与现实相符的承诺。前真相时代,厂家是注重产品质量的。能在竞争中胜出的厂家是以其产品质量过硬取胜的。而后真相时代胜出的并不是靠产品的质量,而是靠宣传和讲故事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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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竞赛中的营利特征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竞赛指的是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展开的全球竞争。企业的目标是开发尖端技术、抢占市场份额和确保竞争优势。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场竞赛不仅关乎创新或利他的技术进步——它也关乎往往以牺牲质量和道德为代价的快速营利模式。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的营利方式是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营利方式,即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或产品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快速发布、即时收费,利用人的好奇心等吸引客户。它们产品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购买或订阅,而一般人为了使用最新的工具,愿意付出相应代价。
具体而言,这种营利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通过不成熟的产品快速营利。人工智能竞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快速营利。公司经常急于发布产品和服务,即使这些产品和服务漏洞百出或缺乏足够的测试。这种紧迫感源于率先上市、利用炒作和吸引早期用户的愿望。例如,许多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器和预测模型推出过早,导致产品无法满足用户的期望。这些工具可能会出现偏差、不准确或技术故障,但公司仍向用户收取使用费。此时,公司的目标并不是提供优质的产品,而是抢在竞争对手之前确保收入来源。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OpenAI的ChatGPT-3,尽管其功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发布初期却因生成与事实不符或带有偏见的回复而受到批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用户或企业订购付费计划,这说明了人工智能变现过程中炒作和紧迫性的力量。
其次,用过度承诺的能力来吸引人。一些人工智能公司往往依赖于过度承诺其工具功能的营销策略。通过情感诉求、夸大其词和华丽的演示,它们吸引了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技术局限性的用户。这些用户被引诱支付订阅费、许可费甚至培训费,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复杂的问题。
例如,一些人工智能工具声称能“彻底改变”医疗、教育和商业等行业。虽然潜力或许是真实的,但许多工具并没有兑现这些承诺。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是IBM Watson Health,该公司将其人工智能作为彻底改变癌症治疗的工具进行营销。然而,内部报告显示,该技术经常提供不准确或不安全的建议,导致其未能兑现承诺而受到批评。
再次,以普通人为食,转移资本流向。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另一个牟利特征是对普通用户的剥削。许多平台提供“免费”模式,基本功能免费,但高级功能需要付费。这种策略既能确保广泛采用,又能从被迫升级的用户身上榨取收入。此外,人工智能公司往往以小型企业、创业者和个人创作者为目标,提供基于订阅的服务,将他们有限的资金投入未经验证或表现不佳的技术。
现实中,有一些人工智能驱动的设计工具,通过免费提供基本功能,但将主要功能锁在付费墙后的方式,将个人创作者作为资本。虽然这些工具提供了价值,但其激进的变现策略有时会给资源本已紧张的小规模用户造成负担。
此外,人工智能竞赛中的资本流动往往有利于大公司和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却牺牲了草根创新。当数十亿美元流入人工智能企业时,其他部门——如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却在为争夺资金而苦苦挣扎。
03
人工智能竞赛牟利实例
通过人工智能竞赛牟取利益的例子数不胜数。
比如,OpenAI利用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兴趣,推出了ChatGPT的付费层级。虽然该技术具有开创性,但其局限性——如生成错误或有偏见的信息——凸显了将不成熟产品货币化的风险。
再如,深度伪造技术为内容创作提供深度伪造工具的公司因道德问题和滥用而受到批评。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平台仍继续从订阅和许可中获利。
又如,HireVue等公司推销用于招聘的人工智能工具,声称可以评估应聘者的面部表情和语言模式。然而,这些说法已被专家揭穿,从而引发了对此类工具合法性的质疑。
人工智能竞赛体现了后真相时代的利益驱动风气。公司利用炒作、情感诉求和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有限了解,将不成熟的技术货币化。人工智能公司以过度承诺的功能吸引用户,并满足他们的愿望,从而转移了大量资金流,而这往往是以牺牲质量和道德为代价的。
随着人工智能竞赛的加速,消费者、监管机构和开发商必须要求透明度、落实问责制,并注重真正的创新而非短期利润。只有这样,人工智能产业才能实现其作为变革力量的潜力。
(作者系澳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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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编辑 | 马蓉蓉 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