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对话方志远：明代权力机构的调整有哪些得失？

方志远：

本书在2008年出版之后，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我也自认为它对明代国家制度、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也有诸多不满意之处，所以一度希望能够通过“修订”以后再版，弥补其中的一些遗憾。但考虑到本书是对明代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整体性研究和描述，而不是对某个环节的专题讨论，如果修订，工程浩大，而且未必能够修补得更好；本书代表我当年的认知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和同行学者讨论，如果修订，场景便发生了变化，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不负责任；另外我认为即使在今日，本书的整体认识仍然是到位的，所以，最终放弃了“修订”的打算，只是对明显的错字、误用的标点及个别文献进行了修正。经出版社的建议，我制作了几幅示意图，可以帮助读者更加清晰而快捷地了解明代中央及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

方志远：

明代官方史料记载了胡惟庸的一些罪状，说他通倭、谋反等等，但大部分是“莫须有”。杀胡惟庸更多的是朱元璋调整权力机构的一步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即废除中书省后的15年，朱元璋下了那道著名的“不许复立丞相”“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的敕谕。这道敕谕是朱元璋对明初中央权力结构改革的总结，也是对历代中央权力结构利弊的总体认识。根据这道敕谕的精神，明代中央权力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皇帝亲理政务，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并立，相互制衡，分别对皇帝负责。皇帝则担负起相当于现代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双重职责，以便于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一权力结构的设计并定型，既反映了朱元璋力图在政治体制上扫除一切危及皇权的因素，以维护朱明皇朝统治的主观意志，也反映了明初统治阶级在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权力斗争、总结了历代治乱经验之后，希望通过强化君权、保持各层次权力平衡，以缓和内部矛盾、维护长远利益的政治意向。

但是，由于这一体制较多地注入了朱元璋个人杀伐果断、求治太切的性格因素，尤其是受明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强烈影响，因而过于极端化，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方志远：

内阁的出现并形成制度，是明朝废除中书省后中央决策系统权力结构演变中的重大事件。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人们开始将内阁视为政府，称首辅为“真宰相”。尽管明太祖祖训谆谆，世宗君臣却全不讳言。当时的首辅张璁宣称：“今之内阁，宰相职也。”私家撰述及清朝编纂的各种有关明代制度的书、表、志、传，也毫无例外地将内阁与历代宰相、明初中书省并列。但是，后人在考察明代首辅是否真正相当于历代宰相，即在评价内阁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不论持哪种意见，在这一点上又是基本一致的：明代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对内阁、对首辅的信任程度。

方志远：

可以这样说。由于内阁是在中书省废除后出现的新事物，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在内阁建置以后的一段时期，即永乐至宣德时期，内阁尚无独立性，属皇帝的幕僚和机要秘书；在内阁制度初步形成以后，即正统至正德时期，内阁仍在禁内办事，但已成为外廷政务的总汇之所，成为明代的政治中枢；随着内阁制度的最终形成，即自嘉靖以后，内阁首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朝实际上的宰相。这三个阶段又有衔接性和交叉性。

虽然每一时期均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内阁的上述地位和作用仍然是相对稳定的；虽然首辅个人的进退及权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信任与否，但内阁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并非只是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主要是取决于中书省废除后明代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是明朝国家机器自身调节的结果。

方志远：

一方面，阁权无疑是依附于皇权，另一方面，应该在这一大前提下看到内阁对皇帝有一定限度的限制和干预。内阁在奉旨草诏时，如认为旨意不合“祖制”，或有碍于国计民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请皇帝收回成命；在皇帝一意孤行时，阁臣可以去力争。成化时，阁臣曾被戏称为“万岁阁老”，讥其只会呼“万岁”。但当周太后庄户与民争田，宪宗命内阁拟旨徙民于塞外时，内阁首辅商辂拒不票拟，宪宗只好收回旨意。正德时，武宗许近侍之请，命户部卖盐引，刘健等却认为有违成法而拟旨不得卖引。在武宗坚持己意时，刘健等又几次将原票封进，最后在户部的配合下，迫使武宗让步。

所以，票拟并非只是简单地“承旨办事”，而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神宗对阁臣的凌辱，却很少注意，正是内阁首先干预了神宗：神宗尽可宠爱郑妃，却不能将其立为皇后；尽可空内库积蓄以赐福王，却无法将其立为太子。当然，不能因此说内阁可凌驾于皇帝之上，而是说明内阁可以代表官僚集团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正常统治秩序，利用它的地位对皇帝进行某些限制。

方志远：

朝廷“诸司奏启”的批答均由内阁，而且一般以阁票为定。在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专权时，的确有擅改阁票甚至自行拟票的记载，但这是在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时的变态，不能因此而否定内阁的地位和阁票的意义。其实，即使在刘瑾专权时，曾为大学士的王鏊仍认为“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天启时魏忠贤权倾朝野，但“凡倾害忠直，皆（大学士顾）秉谦票拟”。

从体制来说，内监的批红代表皇帝对内阁履行的审批，它并不是表示相权，而是皇权的象征。因此，内阁和内监通过票拟和批红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实为内阁和皇帝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内监代表皇帝对阁票有所改定，本来就无可非议；而皇帝本人改动阁票或直接批答，更是理所当然。但这经常引起包括内阁在内的文官集团的不满，恰恰说明内阁地位的巩固和阁票的实际意义。

同时，内阁和内监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二者有为政治经济权益进行斗争的一面，也有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合作的一面。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票拟则需要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表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首辅的职权在特定阶段类似于以往的丞相，但必须有司礼监太监的合作。比如，张居正与冯保的合作。从总的趋势来看，内阁和司礼监的合作多于斗争，他们是既“对柄机要”又“互为表里”，反映了皇权与相权关系的相对协调。而且，还经常出现某些阁臣与宦官相勾结以对抗另一些阁臣与宦官的情况。这些，客观上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文艺作品对宦官集团多有妖魔化，真实历史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方志远：

这是明太祖、明成祖的“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制度设计；另外，知识化是明代宦官全面参政的前提和条件。明代宦官的知识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儒士的自宫或被强行阉割入宫，二是设内书堂对小内使进行系统的教育。

内书堂读书小内使们的出路，一般是拨到内府各衙门充当“写字”。至各衙门后，小内使们均会归属于某太监名下，这样的太监就叫做“本管”；同时又有专人 “照管”。这样，小内使一出内书堂来到内府各衙门，就已经有了靠山。他们开始是“写字”，此后可渐升为掌司、典簿、佥书，而情商高的聪明人，可得到本管、照管太监的赏识，有的还可能被选为东官伴读，这样，就有了晋升上去的可能。

一般来说，内书堂出身的宦官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道德思想，因而比较注意自身的操守，他们常说“我形虽废，自有不废者存”；他们又与翰林官有师生之谊，所以与士大夫关系较为密切。当他们在机构任职时，内、外廷的矛盾往往相对缓和，配合相对默契，政局也就相对稳定。如成化时怀恩、弘治时陈宽、万历时冯保和陈矩等人掌司礼监时就是这样。即使被视为明代宦官首恶者的王振、刘瑾，也绝不像某些士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我在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方志远：

说其得，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说其失，使明朝的决策相对固化而缺乏灵活性，因而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表现出保守和封闭，阻碍和遏制社会的进步。明代江南经济日益发达、航海贸易需求激增，但明朝统治者出于立场、利益和对时局的认识，对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无法给出科学决策。社会多元化及同时产生的舆论多元化，对国家一体化产生冲击，导致社会的涣散。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传教士进入内陆，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在士大夫中激发起了新的社会思潮，“师夷之长技以御虏”的思想不仅产生，而且付诸抗击女真的战争之中。但是“外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

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对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必须有所作为，要因势利导、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主体的结构、修正各项经济政策、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舆论引导机制，成为正确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当然，政府也必须在多元化的同时担起一体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