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们将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这对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支撑条件，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和经济运行的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具有重大意义。

》》》稳定预期和激发活力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

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我国微观主体预期偏弱的状况较为明显。2022年4月以来，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处于较弱区间，绝大多数月份都低于90。2022年7月以来，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有20个月处于50以下的收缩区间，占比超过70%。另一方面，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还有待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预期偏弱和活力不足，企业就不愿通过增加负债进行投资以追求更多利润，居民消费也将偏于保守，导致消费和投资增速下降，造成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而宏观经济下行又进一步影响预期稳定和企业活力，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下行压力循环。这表现出我国经济面临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困难和挑战。

但是，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因此，我们需要把握稳定预期、激发活力这个关键，实施更加有为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从而推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2024年10月以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展区间。

》》》充分发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牵引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使这些宏观政策更加有效、达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目标，必然要求打好政策“组合拳”，增强政策合力，提高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这就给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充分发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牵引作用，通过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

具体而言，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二是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尤其是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使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政府财力逐步匹配，形成化债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开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

》》》充分发挥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牵引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全社会预期稳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制度基础。一个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向好。也就是说，推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仅仅需要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还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有赖于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市场经济秩序。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将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等作为标志性改革举措，要求推进落地见效。

这些举措对于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一步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和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深化分类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要通过出台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开放规范涉企专项行动，推动解决公平竞争问题，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要推动解决拖欠账款问题，强化失信惩戒，推动落实解决账款拖欠问题长效机制，有效维护好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着力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充分发挥健全和保障民生制度体系的改革牵引作用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中之重是大力提振消费。消费是我国内需的短板，总体而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有效发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率56.0%，相对于同期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72.5%以及中等偏上国家平均81.6%的水平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全球有消费率统计数据的177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67位。同时，提振消费并不仅仅是消费本身的问题，投资推动就业、就业产生收入、收入和收入预期决定消费、消费又会进一步牵引投资，这是一个国民经济循环问题。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机制、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扩大消费发挥着重要体制机制支撑作用。因此，大力提振消费一定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结合起来。由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将通过加大财政对终端消费直接投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多种方式，推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加大民生领域改革力度，尤其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既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推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完善市场化机制为重点持续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要推进人本导向的再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深化第三次分配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强化三次分配制度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研究表明，国民经济中消费占比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比重直接相关。针对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纵向和横向对比均偏低的情况，在2025年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力争稳定实现“两个略高”——居民收入增速略高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增速略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显著提高“两个比重”，这不仅有利于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改善国民经济循环，推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也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作者：黄群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编辑：司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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