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张斌
因卓越的诗歌成就和人格魅力，诗人杜甫影响千载。在后世流行的戏曲文本中，杜甫受到怎样关注？关注杜甫的戏曲创作者又会如何建构杜甫形象？
11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桂萍做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她以《才子、仙官与诗圣：杜甫形象的戏曲建构》为题，向公众解惑答疑，分享研究成果。
讲座现场。张斌 摄
杜甫广泛出现在后世戏曲文献中，呈现三种形象
“杜甫影响波及到各类文体，晚出的戏曲自不例外。”讲座一开始，杜桂萍便开宗明义。她介绍，通过翻阅大量文献，发现不仅杜甫生平行迹成为戏曲题材的青睐对象，其诗歌意象、作品片段等亦深刻地濡染戏曲文本。
据不完全统计，杜桂萍发现以杜甫及其作品为创作题材的戏曲元代有3部，明代有6部，清代则达到了9部，她将杜甫在戏曲中的形象归纳为“才子”“仙官”及“诗圣”三种。具体而言，“才子”形象，在彰显杜甫非凡诗才的同时，也表达了后世文人对杜甫的敬慕；“仙官”形象，则多出于为杜甫“补恨”的目的；“诗圣”形象，则与元明清时期的诗歌宗唐与戏曲尊杜关系密切。
因何后世文人喜欢采撷杜甫上述片段作为创作蓝本？杜桂萍将之归结为一点：替杜甫补恨，为自己抒怀。
杜甫浣花溪生活为后世戏曲家属意，并进行了跨时空演绎
杜甫在四川为诗人创作的黄金时光。他诗风沉郁、诗艺精湛的作品多出于此际，如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那么，在后世戏曲演绎中，作者是不是也对上述篇章同等着墨呢？“回答是否定的。”杜桂萍说，后世文人戏曲家更为嘉赏、反复敷演的历史场景，主要是浣花溪畔的轻松日月和休闲时光。
杜桂萍以明代许潮的《午日吟》为例，这部戏专写端午日严武、杜甫于江畔草堂相聚，饮酒赏景，联吟赋诗，宾主欢娱，其乐融融。在许潮笔下，已具“一代诗名”的杜甫投奔依附，严武欣赏诗人，也以各种方式给予帮助，诗人的尊严也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敬重。
而问世于《午日吟》之前的《浣花溪》杂剧则主要勾画了一幅盛世清明的快乐图景。但这部杂剧中的主人公杜甫不仅具有官职，且拥有浣花溪边的庄园，有能力邀请众宰臣赏玩。其“僚友”尽是长安故知，主体则为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吟咏的八位酒仙。
细数诸多杜甫题材戏曲作品，杜桂萍介绍，以曲江游春、浣花溪生活最为作家属意，《饮中八仙歌》的艺术演绎最为丰富，且在有些作品中杜甫还会被跨时空演绎。“如在文人沈采笔下，杜甫浣花溪畔的故人—‘黄四娘’还被注入到了曲江游乐的情节中，加入了丰富的诗酒风流元素，反映出了文人才子配红颜知己的时代风尚。”
戏曲尊杜与文坛复古思潮相关，反映出时代趣尚
杜甫诗才横溢，从杜甫形象最早入戏的金院本题材开始，杜甫便与“才子”二字关联在一起。然而在杜桂萍看来，纵然杜甫的这个“才”始终是戏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也因时代不同，内涵不尽相同。
杜桂萍进一步分析，在明代戏剧作品中，杜甫的“才”多体现在杜甫的潇洒闲适的一面，而到了清代，杜甫身上的“才”体现在他经邦安世的社稷之才。在有的戏剧作品中甚至达到极端，杜甫身边没有女眷，心中没有私情，与之相应的“情”则逐渐失去了疏狂、倨傲之特点，日益符合礼教规约。“借助戏曲阐释，杜甫形象从风流才子逐渐向进取的儒生贤臣转换。”
杜甫形象不仅广泛出现在戏剧中而且还呈现上述转变，在杜桂萍看来，这也与明清时期的复古思潮紧密相关。元明清三代，诗歌宗唐是主流，明代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后，更成为之后诗界的主流话语。很多文人一生都在追慕唐代诗人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创作选择，因此才有层出不穷的杜甫相关戏曲。
戏曲作品在不断受到诗文复古理论濡染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有关理念与话题的言说讨论。杜桂萍举例，如有的戏曲借助贺知章之口赞叹杜甫才华，借此表达李（白）、杜（甫）高下优劣之争的态度等。“总之戏曲尊杜与明清时期起伏不绝的复古思潮彼此影响，进入戏曲的大量杜诗作品中戏曲文本以独特的载体方式反映了诗坛趣尚的变化。”
那么，因何作家以戏曲这种形式来展现杜甫？杜桂萍看来，这与戏曲文体有关，戏曲文体之于诗文的优越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没有束缚的自由时空，以才子自居的戏曲作家们表达空间更大、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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