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张红霞

1月17日,成都市新都区,全球首条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生产线开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出现在开工现场。

刘人怀院士笑容可掬、精神饱满,看不出已是78岁的年纪。他的亲和力也让记者全然放松。

采访前做功课,得到刘人怀院士的资料,他被称为“有故事的传奇人物”——

在科学领域,他是我国板壳非线性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工程领域。1999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

在管理学领域,他曾任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澳门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20余年担任校领导,成就突出。同时,2000年再当选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他是中国振动工程、力学、复合材料等4个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

学问跨越科学、管理学,两栖院士,任职多所大学校领导及政府智囊,带博士生、硕士生超两百人。

如此履历怎不令人仰望。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在8年前、以70岁之高龄,以企业创始人身份,开始进军环境科学领域,研究被称为“城市矿产”的餐厨垃圾的高效率、高品位转化,并迅速取得惊人成就——拥有国内外注册专利39项,在全球学界首先破解餐厨垃圾转化难题,并形成规模量产一体化技术,并于1月17日在成都市新都区开建全球首条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生产线!

面对这样的科学“大神”,难免有些忐忑。然而,当与刘人怀老师面对面坐下时,他的普通话里有四川话的尾音,从“家乡”开始的对话,也瞬间拉近了记者与他的距离。

“回到成都办厂,是最理想的”

记者:听说您是成都人,把产业园总部和首个示范工厂设在家乡,是不是因为故乡情结?

刘人怀: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一直希望能在家乡完成这个技术的工业化生产。我是新都区新繁人,在新都读书到15岁,又在温江读到18岁,大学在兰州大学读数学力学专业,后来留校教书。之后,去了安徽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任教和做管理,1991年到暨南大学做副校长、校长,直到2006年。退休之后,又在澳门科技大学任常务副校长。

可以说,我在中国多个城市生活过,也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成都的确是上佳之地。气候不冷不热,水旱从人,物产丰富,四川人性格乐观、宽厚、包容,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之前虽然没在四川工作,但也每年回川看望父母和兄姐,所以对家乡一直非常关注。我和新都区委许兴国书记也有许多共识,这个项目得到新都的大力支持,我们共同把它变成全国乃至全球的示范生产线,我相信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力学是一个基础学科,我这一生忙忙碌碌

记者:您是两栖院士,现在又搞环境科学,跨度很大,是怎么做到的呢?

刘人怀:我不是搞环境科学的,本科先学数学,后学力学,后来又是管理学,比别人的研究领域多一些,所以是两个方向的院士。

力学是一个基础学科,也是技术学科,与工程学联系很紧密,一些工程应用方面的攻关都会来找我。

首先是航天,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神舟飞船、航空母舰舰载机设计等项目我参加了,这些都是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都很有趣。

然后就是重大工程,比如70年代修建的陕西白水河大桥,100米高桥墩大桥,当时是全国最高。

之前也做高压、超高压压力容器,60年代解决了中国第一套生产航空煤油装置的核心问题,之后是高压聚乙稀反应器、大型加氢反应器等,都是中国第一台。

然后,又做精密仪表,攻克了飞机“心脏”仪表锯齿形波纹膜片的理论部分,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也是我的成名作。

我这一生忙忙碌碌,除了科学,还去研究管理。管理搞什么?像暨南大学,运用管理创新,几年时间从一般大学变成重点大学。我也做过黄山旅游区规划、浦东规划、上海交通规划等。

处理餐厨垃圾,很难找到好办法

记者:您又怎么和垃圾处理联系到一起了呢?

刘人怀:我这个人,喜欢做一行爱一行。说到进入环境科技领域,其实是一个偶然。2003年后我在担任广东省政府参事期间,随广东省领导视察,了解到这个塑料垃圾污染厉害。后来,我当了广东省科普志愿者协会会长,全省有25万会员,在宣传垃圾分类处理时,了解到这里面困难很多,特别是,虽然前端做了分类,但后端还是混在了一起。

餐厨垃圾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广州市领导告诉我,广州每天产生的垃圾,已经快找不到填埋的地方了。我很快发现,这个问题真是棘手,有60%左右的地沟油走向了餐馆,做成了菜肴。这个地沟油是绝对不能吃的,里面的黄曲霉素是高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

我去了解国内外有哪些处理餐厨垃圾的办法:填埋有土地瓶颈,潲水油喂牲畜,在英国爆发了疯牛病,也不行。焚烧如果达不到1300度高温,会产生大量二噁英,它是世界第一大致癌成分。民间处理,老百姓会拿去沤肥,因为它含盐量高,又会造成盐碱地。也有用来做沼气的,一方可卖100多元,但沼泥没办法处理。看起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作为学者,我觉得有责任去做这个研究。

我们找到了“噬污酵母”

记者:这个突破口是怎么找到的?

刘人怀:2010年,我组织了一个团队,包含生物工程团队,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进行实验,找到了“噬污酵母”,我们叫它“联合生物加工技术”,核心是把餐厨垃圾淀粉里的糖类转化成酒精,一出来就是95%高纯度酒精,36个小时就能把垃圾里的淀粉全变成酒精,变成了好东西。从2020年开始,国内要求在汽油里加入酒精,以减少排放污染,这个市场很大。

另外,我们以特有技术把油脂分离出来,如粤菜油水分离后,一吨可以产出50-60公斤油脂,川菜就更高了,一吨可以达到120公斤,可杜绝餐厨废油脂流向“地沟油”渠道。我们转化制成的工业油脂,可以做洗涤用品、生物柴油等。

第三个核心产品是把其中带有同源性污染隐患的动物蛋白转化为安全优质的菌体蛋白。这样一来,餐厨垃圾被全部转化,没有“三废”排放,产品需求量很大,市场很广,“城市矿产”就被开发出来了。

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难题解决了,我们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申请了39个专利。我们测算过,一吨餐厨垃圾经过高效率、高品位转化,可以产出600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2013年,我们在广州开发区的一个2000平方米的厂区做了三年中试,每天处理5吨垃圾,没有任何人投诉废气废水废渣问题

创新成果转化不容易

记者:这个项目是怎么落到了新都?准备怎么干呢?

刘人怀:原来,我是为国家做科研。现在,国家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我积极响应。在干的过程中,感受到创新成果要转化成科技生产力十分不容易。

在实验室三年研发,我们成天被餐厨垃圾包围着,又脏又臭,还没钱。我手上也有几千万的国家科研项目经费,但我不能用啊,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打醋,靠团队拼凑克服困难,也算是对付下来了。但中试环节很花钱,我们要自己出想法、出图纸,花钱订制或改造设备,至少需要上千万。

没钱,怎么办?我的几个EMBA班的学生支持老师,出资1000万相助,算是度过难关。在设备研发中,也是困难不断。我花了几百万买了一台韩国前处理设备,对餐厨垃圾进行前端除杂,结果里面有刀类、木头等硬件垃圾把设备堵了,大热天,研究人员在臭气熏天的环境中自己去疏通,很辛苦。

技术有了,得找个地方落地生产。全国来了20多个省的地领导来考察,都说好,却都说等一个厂建成了再来决定,都在观望。新都区领导看到了技术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决定与我们合作,建第一条示范生产线。

我们决定把新都做为产业园总部基地,力争今年7月试运行,第一期项目日处理能力100吨,一年产值可达3000多万元以上,利润可达900万元以上,属高附加值。今后也会扩展到环保设备制造,让这个技术尽快变成产业,既造福环境,也创造经济价值。

“产学研”之外,还要加上“政”和“金”

记者:您感觉科技创新还需要加大哪些方面的支持?

刘人怀:从这几年的经历里,我更加感觉科技经济发展必须鼓励创新,在传统的“产学研”之外,还要加上“政”和“金”——政府加大主导力度,金融机构加大扶持力度,才能促进和加快成果转化。

同时,也要宽容失败。我从事科学工作60多年,现在也是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联合了200多位院士,却感觉取得每一个成果都不容易。锯齿波纹膜片的攻关,我花了15年。这个项目能成功,也与我多领域的知识结构有关,另一方面,我的儿子做秸秆转化研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十年里,我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全是义务,过程中遇到的质疑和否定也不少,我们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直坚持。假如这个项目将来推广到全国,“美丽中国”的目标就可以加快实现了。